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體系中，“文化”居于特殊的位置。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闡明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不僅將“生產和一切經濟關系”從“文化史”中解放出來，并且從“觀念的上層建筑”到“文明”再到“文藝”等多重維度，表達他們對于文化的理解，對文化的產生根源、發展規律及世界歷史意義做了開創性論述。

　　馬克思恩格斯肯定文化的現實性，認為文化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產物，并受到特定歷史階段生產力水平和社會關系的制約。他們強調文化與人的實踐活動和物質生活條件緊密相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一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表現得更為直接：“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

　　隨著認識的深化，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提出了“上層建筑”概念，認為文化作為一種上層建筑，是特定時代的經濟基礎的反映。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可以說，經濟基礎塑造了社會文化形態和人們的文化交往方式，決定文化的發展方向。

　　通過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運動的把握，馬克思恩格斯深刻洞察文化發展規律。他們認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原有的生產關系會變得過時，從而引發社會變革。因此，當新的生產方式取代原有的生產方式時，整個社會結構也會隨之改變，包括文化在內的上層建筑都會受到深刻的影響。同時，他們也強調生產力進步和文化發展之間不是單向的因果關系，而存在“不同步”現象。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以希臘藝術和史詩為例，強調藝術的繁榮并不總是與社會整體或其物質基礎的發展程度成正比。這意味著即使是在經濟基礎相對落后的情況下，文化仍然可以達到很高的成就；反之，在高度發達的社會中，文化未必表現出相應的繁榮。恩格斯也認為，“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然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文化發展具有相對獨立性，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恩格斯在致信康拉德·施米特和瓦爾特·博爾吉烏斯時，就深刻論述了文化、法律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相互作用。他認為，盡管經濟條件最終決定了歷史發展的方向，但這些上層建筑并不是被動的，而是積極地參與到社會生活的構建之中。甚至在一定條件下，文化可以主動影響經濟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蔽幕鳛樯鐣庾R，具有階級性。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強調：“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瘪R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揭露了資本主義條件下文化生產的強迫性質和文化商品化導致的精神異化。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超額勞動實際上被用來支撐和發展資產階級文化，這種文化并非真正屬于勞動者或全社會。因此，推動“文化進步”有助于勞動者從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中解放出來，獲得真正的自由。實現新文化的發展，既要對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加以改造和吸收，更要建立文化領導權，使文化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推動社會進步。

　　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歷程就是一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文化奮進的偉大發展史。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華民族新文化作為自己的使命，結合時代變化和實踐要求，不斷凝聚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強大精神力量，不僅在理論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而且在實踐上引領文化建設取得新進展，實現“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推動文化建設在正本清源、守正創新中取得歷史性成就，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邁出堅實步伐。習近平總書記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推動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偉大實踐與黨的科學理論深入互動、形成習近平文化思想，在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展現出強大偉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供了科學指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新征程上，要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錨定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弘揚革命文化，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